與車兆和參贊見面是在北京的初夏，他身著淺色西裝，腳步輕捷，面容清瘦，眼神從容堅定，語速與思維一樣飛快。“很高興見到你們，回家的感覺真好”，簡短而親切的寒暄之后，車兆和將他入黨以來的心路歷程和工作經歷向我們娓娓道來。
入黨30年堅守初心
“其實我的黨齡并不長，我是1991年在駐美國使館工作期間入黨的，到2021年正好30年。”車兆和動情地講起他的入黨經歷：“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是歷歷在目，當時面對著非常艱難的政治環境，工作中也遇到非常多的障礙。在那樣的情況下入黨，現在回想起來猶感光榮。”
車兆和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自己在使館入黨時的激動心情：“那真是感慨萬千、熱淚盈眶。當時就下定決心，要為黨和國家的文化外交事業奮斗終身。”他語重心長地講，作為一名中共黨員，最重要的是對黨要忠誠、老實、奉獻。這個“忠誠”絕不是“愚忠”，而是建立在對黨的性質、宗旨和目標的認同并為之奮斗的基礎上的。做“老實”人，是不要陽奉陰違，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白天是人、夜里是鬼，要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一切為了人民。共產黨員要有奉獻精神，要不忘初心，永葆青春活力，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黨的事業。
6國7地23年，只為一件事
車兆和參贊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即1978年）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的（現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1982年畢業后，他來到原文化部外聯局亞洲處，1984年被派往駐菲律賓使館，開始了他長達30多年的文化外交生涯。其間，他在6國7地，常駐了23年，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對外文化交流。車兆和先后在駐菲律賓、美國（華盛頓）、以色列、土耳其、南非、韓國和美國（洛杉磯）的使領館工作，曾做過隨員、三秘、二秘、一秘，一直到參贊。他自稱是這個大時代的小人物，因為文化外交是團隊工作，做成一個交流項目，需要使館、（原）文化部和相關單位等前后方的配合，絕不是一人就能完成的。
談起在外常駐期間的高光時刻，車兆和如數家珍。在以色列工作期間，他寫了許多調研文章，促成了以色列芭蕾舞團等訪華演出，也促成了中央芭蕾舞團訪問以色列；在土耳其舉辦“中國兒童畫展”，促成土耳其國際民間舞蹈團訪華；在南非期間，促成“中國文化非洲行”的開展，促成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南非并舉辦王蒙文學研討會，促成南非“非洲腳印”藝術團和南非鼓樂團訪華；在洛杉磯工作期間，他多次參與舉辦“歡樂春節”活動，讓中國藝術團首次走進好萊塢和迪斯尼樂園演出，還促成蔡武部長在洛杉磯國際俱樂部的演講；退休后，他又促成了作家王蒙訪問洛杉磯，并在洛杉磯公共圖書館舉辦《中華文化基因探蹤》講座和對談會。車兆和回憶道：“最令我難忘的是在美國常駐期間的一件事，我去美國的時候是90年代初，當時在華盛頓工作的政治環境是非常艱難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我們只能利用當地現有條件，開展小型宣傳活動。1993年的7月，通過多方努力，我們終于邀請到了藏畫家尼瑪澤仁在華盛頓舉辦畫展。畫家在展覽期間做了兩次講座，還分別以漢語和藏語接受了當地記者的采訪。當面對美國之音記者歪曲事實，暗示中國的藏族文化遭到破壞時，尼瑪澤仁冷靜地從藝術規律的角度論述了世界各民族間的文化相互都有影響和借鑒，還結合親身經歷，講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藏族文化得到中央政府的保護和發展的真實情況。這場小型的文化交流活動在華盛頓引起很大的反響，好似喜馬拉雅山谷吹來的清風，喚醒了這里昏昏欲睡的人們。我曾寫過兩篇文章，一篇在對內刊物發表，另一篇發表在《中國文化報》上，叫作《從喜馬拉雅吹來的風》。尼瑪澤仁從此作為藏畫家代表走上了國際舞臺。”
傳授做好調研工作“八字真言”
車兆和參贊在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過程中非常重視調研工作，撰寫了大量有價值的調研報告，退休后也筆耕不輟。在30多年間，他撰寫了百余篇有關文化發展繁榮的調研文章，在《對外文化交流通訊》（內刊）上發表了約20篇，在《今日中國》《中國文化報》《中國文藝報》《中外文化交流》《對外大傳播》等刊物上發表百余篇，部分文章結集為《夕陽斜照——沼荷文化外交散記》，有些收錄在《沼荷隨筆》中并出版，他還翻譯出版了《紅寶石——南非短篇小說精粹》。我們利用此次訪談機會請車兆和分享調研工作的經驗，他不僅傾囊相授，還贈予青年同志做好調研工作的“八字真言”：耳勤、眼勤、腦勤、手勤。
車兆和認為無論在哪個地方工作，調研是很重要的。調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基礎，也是使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早期，使館文化處把它作為三大工作任務（文化交流、文化調研、文化傳播）之一。關于這個問題，他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講述。
第一，到一個新的地方之后要做好調研，了解當地的情況。作為文化處負責人，車兆和在到任的三個月，最晚半年內，會向使館及國內主管部門提交到任報告。在結束任期回國后，也要寫好述職報告。要對駐在國的政治形勢、雙邊關系和文化現狀等做調研、分析、判斷，從而提出對駐在國如何開展交流的意見和建議。同駐在國開展工作有哪些有利條件，又有哪些不利條件，如何克服不利條件，更好地發揮有利條件等。并針對上述條件要開展哪些工作，提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包括近期和長期的，所提建議要具有可操作性。
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常駐，車兆和會采取“先內后外、先上后下、先豎后橫”的工作方式。首先，要了解使領館的規章制度和內部的情況，同時也要了解當地的情況和駐在國國情；先要熟悉駐在國的文化交流主管部門，去拜會、結識朋友，能“說得上話、辦得成事”，然后再了解當地各大藝術院團、院校；先了解當地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再看看其他國家的使領館是如何工作的，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之上寫好到任報告。
第二，完成好規定動作。國內會根據工作需要，向前方提出調研要求、布置調研任務。這是“硬任務”、是“規定動作”，必須按照規定的時間和具體要求去完成。
第三，做好自選動作。各國情況不同，車兆和會根據駐在國的情況撰寫調研文章。根據調研內容，有的文章、報告提供給國內相關主管部門參考，有的直接投稿給相關的報紙雜志，包括《文化報》《文藝報》《今日中國》《中國音樂》《中國舞蹈》《大眾電影》和《世界博覽》等。
總之，調研工作就要“耳勤、眼勤、腦勤、手勤”，抓住國內需要的選題，大量搜集素材，對材料進行綜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觀點，寫好調研報告。
思想積淀 余熱生輝
退休后，車兆和參贊仍在以其他形式參與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包括被北京大學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聘請為特聘專家，多次舉辦講座；應商務部、農業農村部和科技部所屬干校和培訓學院的邀請，為“一帶一路”國家來華培訓的學員做英文講座《文化視角看中國》；應國家文化藝術基金理事會之邀，擔任評審委員等。車兆和笑言：“愿再為中外文化交流工作20年。”在本次訪談過程中，車兆和也不吝分享了他多年來對整體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思考，特收錄如下：
首先，文化交流、旅游推廣工作要升級，要加強思想文化交流。
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已經走過70多年的歷程，為中國外交事業和經濟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發揮了不可替代作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它是外交的“排頭兵”；在國家改革開放暨經濟建設時期，它起到了“文化搭臺，經貿唱戲”的作用；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文化交流“為外交大局服務，為經濟建設服務，為統一大業服務，為文化建設自身發展服務”，簡稱“四個服務”。這些提法和做法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都是正確的，即便是現在也仍要堅持，但若要停留在上述階段，那就落伍了。
何謂文化？“文化”是形成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其最終成果是集體人格。“中國文化”是中國人的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價值、思想意識。在由政府主導的對外文化交流中，要輸出中國人的精神價值和意識形態。盡管我們主張，在外交工作中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可實際情況是：西方國家一直是以意識形態劃線的，一直向我們輸出其精神價值。所以，我們要向世界傳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要實事求是地向世界介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特別是這次疫情之后，我們對這一點的認識更加深刻；要實事求是地向世界介紹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績，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要向世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的、合理的、符合時代精神的那一部分。
其次，要提高文化交流的層次，面向中上層人士。我們對外文化交流的資源有限，不可能像“撒胡椒面”那樣均勻，要有重點，要面向各國的中上層人士。
再次，對外文化交流有“規定動作”，也要有“自選動作”。“規定動作”就是國際交流與合作局對駐外使領館文化處組的統一要求。前方要做好，必須做好。但這還不夠。各個國家的情況不同，前方文化處組要根據駐在國的國情做一兩項有特色的交流活動，工作上真正出彩的大多是“自選動作”。
最后，“文旅融合”要落實到實踐中去。
文明離不開河流。兩河流域——古巴比倫文明、尼羅河——古埃及文明，恒河和印度河——印度文明，黃河與長江——中華文明，還有多瑙河、萊茵河、塞納河、密西西比河、泰晤士河和亞馬孫河等等。河流都與特定文明、文化相關的。同樣，大山也與文化、文明相關聯。例如中國的泰山、日本的富士山、歐洲的阿爾卑斯山、非洲的乞力馬扎羅山等，都與特定的文明、文化相關聯，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建議適時舉辦世界名山論壇和世界名川對話等活動。可以確定不同的議題，涉及不同的領域，包括人文對話、學術研討、經濟論壇、旅游懇談等，讓祖國的名山大川活起來、動起來。山川對話，其實就是人的對話。這種活動既提升了旅游的檔次，又可推動人文、旅游和經濟交流與發展。
祝福黨的百年華誕
訪談接近尾聲，車兆和參贊飽含深情地為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送上祝福：100年，作為一個政黨來講，中國共產黨是正當年，正是青壯年時期。中國共產黨只要目標不變，為普通的老百姓、大眾服務，只要這個宗旨不變，他就會永遠保持著一種青春的活力。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謹祝愿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我們偉大的祖國：興旺發達、繁榮昌盛，與日月齊輝、與天地同壽。
后記
孟子有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車兆和參贊曾在洛杉磯的一次藝術展會上的發言中說：“藝術家要有幾分童心、幾分癡迷、幾分執著和幾分傻氣。”其實，在30余年的文旅年華中，他正是對黨、對國家、對工作滿懷著這樣的赤子之心，歷經考驗，依然如故，始終堅持文化交流這塊陣地。他將個人小夢和國家大夢統一起來，將個人愛好和畢生事業完美結合，實現了最初“做最好的自己，做一名優秀的文化外交官”的誓言。
